雅安代表团举行第五、六次会议

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个权力是不是如童先生所说主要指客观存在的强制力、影响力，没有或少有合法、正当的含义呢？童先生先说中国最早的词典《尔雅》对权的定义是：‘权，黄英（ 《尔雅·释木》）。

怎样看待这一问题？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曲折渐进性特点。其中处理处分厅局级干部195人，县处级干部11659人，科级91163人，科级以下75414人。

这或许影响到对司法文明指数的评估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，法律规范体系日臻完备。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，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，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。进一步健全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法律制度，加快完善数据安全、网络安全、生物安全等领域法律制度的配套执行机制，推进意识形态安全法治化建设。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充沛斗争精神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，特别是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沉痛教训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方针。健全普法宣传教育制度机制，完善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，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，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。[5]这样一来，童先生在论述法律权力的时候，一方面尽力把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撇清，一方面又想把法律权力中较少关顾的公共利益作为重点，于是，童先生对法律权力的论证在内容上就显得那么贫乏，那么无力。

我在对传统儒家道的梳理中，渐次理出这样的脉络：儒家的道(人道)由人性而来，所谓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权力必须围绕个人权利旋转，权力的重要性在于权利的重要性。当道德被破坏，法律就要根据道德规范作出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标准，来确定破坏人的行为对哪些道德形成了伤害、伤害的程度等作出判断，进而作出惩罚的决定。于私而论，对童先生的质疑，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，学、问，学、问，于斯乃进。

恰恰相反，这样做是为了给秦文论及的其他‘权力留下能够更合适地容身和得到关注、研究的逻辑空间。而且这个公共利益只是表面上的公共利益，实际上的统治阶级利益，那么公共利益的最后一点遮羞布也扔掉了，就没有公共利益了，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算公共利益。

具体点讲，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道德规范，用于维系人们之间亲密、和谐、友爱的关系，这关联到人生的美好、家庭的和睦、社会的安定，是国之大事。最后，我要感谢童先生，在与他的辩难中，自以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深化了。当商品交换出现后，引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，权利的私有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，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常态。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，我们这篇小文的标题是用了双引号的，这应该是童先生的问题，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性，而他论证的权力就是法律权力，而法律在一般的理解中也可称为法律权力。

权力只体现公共利益，不体现个人利益或个人权利。中国古代法律对道德关系中恶的对立格外关切，用法律来维护道德，我们的先人作了艰难的探索，卓越的实践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。童先生反驳道：秦文下面这条批评意见没有道理，不能成立：‘只有法律权力 ，不足以适应分析社会生活的需要。其实，国家权力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的，如行政权力、军事权力、经济权力、法律权力等，如果只讲法律权力，法律是可以与权力划等号的，因为法律就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的体现

看他的法学论文，考证之博，溯源之深，条分缕析，细致入微，让人难望项背。所以，通过分析，童先生的权力对老百姓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它不体现老百姓的个人利益，也不说能保护老百姓的个人权利，要它何用？它实际上只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，与老百姓何干？它不取给于个人权利，只能是个空架子，怎能给老百姓以依靠？它只会说大话，说分配权利给老百姓，却永远都等不到。

权力在我国法制系统中的具体展现形式，就是宪法、法律中记载的国家权力、职权、权限、公权力等等。童先生说：要形成契合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法学核心话语乃至话语体系，法学界不仅要寄望于公共机构持续贯彻‘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，也要寄望于直接相关的法学家群体以法学事业为重，更自律更宽容更包容更有勇气展开学术争鸣。

只是由于近代西法的入侵，这一成功经验被搁置了，被污名化了，以致我们现今的道德建树，失却了法律的护持，而愈显艰难。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，对公共利益的关顾会更多一些。我与童先生的商榷文章，暂时要告一段落了，我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：任何著作的完成，总是自以为是的，否则焉能成文。反而童先生所钟意的公共利益，法律权力关顾得并不多。但是，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，无论是精神血缘还是物质实体，权利都是权力的源头，脱离了权利的权力，只能是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尤其是他用功最著的法权论，直抵权利本体论的巢穴，揭橥权力在法学中的基础性地位，使之与权利并驾齐驱，主宰、主导着法学\法律的未来进程。

从荀子的性恶论衍生出权利。我在对传统儒家道的梳理中，渐次理出这样的脉络：儒家的道(人道)由人性而来，所谓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当商品交换出现后，引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，权利的私有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，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常态。[9] 具体论证参见拙著《中华法系的过去与未来‐重建中华法系刍议》第二章法哲学的独得之秘和第十一章中华法系的重建，载爱思想网[10] 童之伟：再论汉语实践法学的话语体系载爱思想网2023.2.13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权力 童之伟 。

权力的身影闪现在法理学的权利内容中，当法学家们在分析权利，说明权利，界定权利时，已经肩负着法律权力的使命了。说到这里，作一个预告，爱思想网准备近期把拙著《中华体系的过去与未来‐重建中华法系刍议》放在争鸣栏目里，供大家讨论与批评，以期推动法学/法律的自主化、中国化。

为了防止这种恶性对立毁灭社会，人类发明了国家或权力，用这种强大的力量防止、消除这些恶的对立，让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。当权利被侵犯，法律就要根据权利规范作出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标准，来确定侵犯人的行为对哪些权利形成了伤害、伤害的程度等作出判断，进而作出处理的决定。[7]从孟子的性善论而有道德之外化。是的，权力确实重要，权力能为权利不能为之事，它能解决人们的利益纷争，平息无数仇怨。

[3]童先生的困难在于，他把权力主要限定为法律权力，而法律权力在我的理解中，其功能主要是解决人们社会生活(集中体现于道德和权利)中的恶的对立，即通常人们常说的排难解纷，我把它称之为法律(权力)的形式(恶的对立)规定和内容(道德和权利)规定。倘若此论成立，不仅是中国法学界的绝大贡献，在世界法学之林中亦将占有卓越的位置。

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，我们这篇小文的标题是用了双引号的，这应该是童先生的问题，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性，而他论证的权力就是法律权力，而法律在一般的理解中也可称为法律权力。最后，我要感谢童先生，在与他的辩难中，自以为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深化了。

这一理论，涉及到法学基础的根本改变，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。[6]其实，法理学研究法律，就是在研究法律权力，而现在法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-权利，就是法律权力的内容性规定，怎么能说没有给权力留位置呢？诚然，现在的法理学的内容或有不足(在我看来只以权利为内容而未同时以道德为内容)，也有将权利与权力相混淆的嫌疑，但不能说没有给权力留有位置，而应该说到处都有权力的身影。

对拙著的批评，不妨猛烈一些，只要有助于中国法学的进步，在下将甘之如饴。于私而论，对童先生的质疑，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，学、问，学、问，于斯乃进。它能救民众之倒悬，扶危济困于万一。恰恰相反，这样做是为了给秦文论及的其他‘权力留下能够更合适地容身和得到关注、研究的逻辑空间。

下面的这篇小文，是我对童先生法权论诸多疑惑中的一个质疑，算作我今后要逐一发问的一个分论吧。同理，人类在社会生产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利关系，由这些权利关系又衍生出权利规范，用于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，供给人们的衣食住行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，让人类社会得以不断的发展。

或有些微不足，拾遗补阙，能更趋完美。我们借用一下童先生的修辞手法：人性、道德与权利、道，三位一体，三者之间可相互转化和还原，它们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根本。

它能协和万邦，利于世界之安澜······但是，这一切都在围绕人民利益而行事，而且又必须是遵循道的。确立法律意义的权力概念并不意味着法学排斥或忽视法外的‘权力。